读《货殖列传》的时候，我往往感觉太史公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的，但合在一起就很奇怪。他究竟想表达什么呢？是因为时代的不同而带来思想观念的差异吗？好奇心驱使着我反复思索，最终有感如下。一、关于给商人立传纵观厚厚的《二十四史》，除了太史公写下的《货殖列传》，只剩下《汉书》中还有一篇《汉书·传·货殖传》。两者在内容上大同小异，不过在结尾处，《汉书》对于部分商人逐利的行为作出了严厉的批评：“至于蜀卓，宛孔，齐之刀间，公擅山川铜铁鱼盐市井之入，运其筹策，上争王者之利，下锢齐民之业，皆陷不轨奢僣之恶。又况掘冢搏掩，犯奸成富，曲叔、稽发、雍乐成之徒，犹夏齿列，伤化败俗，大乱之道也。”可见时代变迁，太史公所推崇的那一套经济思想并不被主流声音所认同，后人也不再愿意专门给商人群体立传。二、关于太史公的经济思想总体来看，太史公的经济思想和老子的自然无为非常接近，但又非常反对回归自然，这也是太史公经济思想问题最大的地方。太史公曰：“故善者因之，其次利道之，其次教诲之，其次整齐之，最下者与之争。”，又云：“岂非道之所符，而自然之验邪？”从这两点来看，太史公其实是反儒家和法家的。但是，《货殖列传》在开头又说：“必用此为务，輓近世涂民耳目，则几无行矣。”这么来看，太史公其实只是打着道家的旗号，行反儒家和法家的事实，并非道家的拥趸者。可问题是，其实儒墨道法并不是完全对立的，只不过是适用环境的不同以及思想上的差异，一昧的反对或是赞扬都是不符合辩证唯物史观的。太史公的经济思想过于理想化了。太史公心中对于商业是有着自己的理想蓝图的，例如：“故物贱之徵贵，贵之徵贱，各劝其业，乐其事，若水之趋下，日夜无休时，不召而自来，不求而民出之。”这句话说好听点叫有梦想，不好听点叫太天真。太史公这里用了“水”作为比喻，那我也用“水”来回敬。第一，水并非会一直源源不断的流下去，一旦源头堵塞，水便无法日夜无休时了；这里我们可以联想到当今世界高精技术的垄断，钻石行业的暴利。第二，水并非会一直波澜不惊的流下去，一旦山洪暴发，携带的泥石流足以摧毁沿岸所有的人家；这里我们可以联想到当今世界的金融危机，美股几次熔断。第三，水并非会一直干干净净的流下去，一旦源头污染，整条河流沿岸的人家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；这里我们可以联想到当今世界的电信诈骗、毒品交易、器官买卖等等。不过这些太史公应该是看不到的，所以处在当下的我们也不必太过苛责于太史公。太史公的经济思想过于功利化了。太史公认为人有求富的本能，这是人性使然，这一点无可厚非。但他认为这一切背后的动机是：“千金之子，不死於市。”，或者是：“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。”这样的追求恕我不能苟同。马克思说：“一旦有适当的利润，资本家就会大胆起来。有50%的利润，它就铤而走险；有100%的利润，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；有300%的利润，它就敢犯任何罪行，甚至冒绞死的危险。”所以人们常说，赚大钱的法子都写在刑法里了。让我们试想一下，倘若真的“千金之子，不死於市”，难道电信诈骗、毒品交易、器官买卖等等违法犯罪的罪犯都可以免于刑罚呢？法律真的就只是为上层人士所服务的吗？同样，“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。”难道这天下不追求利益的人就不配活于世上？追求利益的脚步就该踩着累累的尸骨拾级而上？我想太史公也许并没有这个意思，在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的当时，这种事情不太可能发生。但是有所倚仗者必败于其所倚仗，失去了儒家礼法的修正，这种纯功利化的思想必然会让生灵涂炭。太史公的经济思想的矛盾。太史公为了让自己显得不那么功利，用了一整套的说辞：“故曰：'仓廪实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。’礼生於有而废於无。故君子富，好行其德；小人富，以適其力。渊深而鱼生之，山深而兽往之，人富而仁义附焉。富者得埶益彰，失埶则客无所之，以而不乐。夷狄益甚。”将仁义和富有捆绑在了一起，我追求功利是为了彰显仁德。对此，我表示，这不纯纯的道德绑架然后逼着人说我没有道德。诚然太史公所追求的看似十分美好，既富又仁。但是往往这种需要推广的事情，大部分都难以实现，不然为啥要鼓吹呢？按太史公的说法，顺其自然就好了嘛？真正的顺其自然，应当是《荀子·天论》中所说的：“大天而思之，孰与物畜而制之！从天而颂之，孰与制天命而用之！望时而待之，孰与应时而使之！因物而多之，孰与骋能而化之！思物而物之，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！愿于物之所以生，孰与有物之所以成！故错人而思天，则失万物之情。”积极的去改造利用自然，而非消极的服从顺应自然。所以，太史公的经济思想本质是反自然的，他将人这个主体从自然中剔除出去了。然后他鼓吹顺其自然，殊不知自然法则里的“弱肉强食，适者生存”被放大后会带来怎样的灾难？政府之所以要加以干预就是因为顶不住其所带来的害处，都去逐利了，难道让国家和普通老百姓来背锅嘛？开头我说的奇怪之处，就是这里了——功利和理想这两件事是不能并存的，就像《孟子》有云：“为富不仁矣，为仁不富矣。”太史公也许看过这句话，但他应该不太明白孟子究竟想要表达什么。三、关于盐铁在太史公所列举的大量致富者中，我们不难发现，盐铁起家的不在少数。例如“猗顿用盬盐起。而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，与王者埒富”、“蜀卓氏之先，赵人也，用铁冶富”、“程郑，山东迁虏也，亦冶铸，贾椎髻之民，富埒卓氏，俱居临邛”、“宛孔氏之先，梁人也，用铁冶为业”、“鲁人俗俭啬，而曹邴氏尤甚，以铁冶起，富至巨万”以及“唯刀间收取，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”。这里我为什么要提这样一点呢？我感觉我有一个常识就是“盐铁官营”，《货殖列传》所说的和我的常识对不上号呀。《管子·海王》记载：“桓公曰：'然则吾何以为国？’管子对曰：'唯官山海为可耳。’”所谓“官山海”，山是指矿，海是指盐，官府垄断经营，寓税于价，使人民避免不了征税，又感觉不到征税，盐铁官营就是从这里来的，齐国也是因此而富强了起来。而汉初主张无为而治，所以放开了这一政策。汉武帝时期连年征战，财政压力大，不得不恢复了盐铁官营，这一点在《史记·平准书》（大农以均输调盐铁助赋，故能赡之）和《汉书·食货志》（冶铸煮盐，财或累万金，而不佐公家之急，黎民重困。）中均有体现。而后汉昭帝时期，盐铁官营制度引起了广泛的不满，所以召开了盐铁会议，会议内容即桓宽所著《盐铁论》一书。会议的结果就是取消了官营，让利于民（说实话辩论双方都不是什么善茬）。当然放眼现在，好像盐铁又是官营了，一方面是因为技术和体量太大太高，在建国初期民营根本没那个实力；另一方面是因为盐铁是绝对的民生和军需物资，在经济上不能出现任何市场调节所带来的波动，百姓和军队吃不消的。以上就是关于盐铁的相关历史了。而我想表达的是，盐铁真的非常非常赚钱，其利润之大已经超过赋税了，要是利润不大国家也不至于与民逐利了。而太史公在说，“与时逐而不责於人。故善治生者，能择人而任时。”、“夫纤啬筋力，治生之正道也，而富者必用奇胜”。在我看来，知人善任和纤啬筋力只不过是致富的必要条件（这里的必要条件意味着，致富需要知人善任和纤啬筋力，但是知人善任和纤啬筋力不一定能致富）而非充要条件。事实也证明，暴利才是致富的充分条件（这里的充分条件意味着，暴利可以致富，但致富不一定是暴利）。太史公在这里可以说是混淆逻辑，颠倒因果。四、总结我个人是不太喜欢的太史公的经济思想的，并不是因为有多么的不好，而是因为其内充斥着矛盾与不合逻辑，所以读起来感觉怪怪的。一方面太史公非常有理想，既富又仁，另一方面太史公非常功利化，人性逐利，这是矛盾点。而从盐铁的相关例子可以看出，太史公的经济逻辑也是有问题的，勤劳只是必要条件，暴利才是充分条件，太史公恰好反了过来，逻辑有误。辩证来看，这也是太史公的局限性。本文先后查阅了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、《史记·平准书》、《汉书·志·食货志》、《汉书·传·货殖传》、《盐铁论》、《管子·海王》、《论积贮疏》、《论贵粟疏》等等参考文献。由于是一气呵成之作，部分文字存在口语化的问题，在此非常抱歉。我想，在高中学习《史记》时，更多的是把它当文言文来看待；现在，我仿佛能真的触摸到这一段的历史，借此文向姚老师表达衷心的感谢与敬意。评语：思想敏锐，征引丰富，识见精准，指出了司马迁经济思想的矛盾之处，所论几点均有理据。太史公的经济思想有时确实是过于理想化，他所描绘的理想蓝图，在现实生活中很难实现。水的比喻新颖，说理形象。有的论述也精炼睿智：“有所倚仗者必败于其所倚仗”，“自然法则里的'弱肉强食，适者生存’被放大后会带来怎样的灾难？政府之所以要加以干预就是因为顶不住其所带来的害处”。对盐铁官营的观点准确。昭帝时的盐铁会议，其实质是地方豪强、商人要插手盐铁以赚钱钱。所谓的政府“与民争利”，可做具体的分析，其实是政府与之争的，不是“民”而是“商”，政府是“与'商’争利”，商人、豪强打着“民”的旗号，与政府叫板。建议：“必用此为务，輓近世涂民耳目，则几无行矣”一句，若把这句断为两句，变成：“必用此为务。輓近世涂民耳目，则几无行矣。”这样前后两层意思，是转折关系（近世与以前不同），则有的疑问可能就会得到解释。另，“千金之子，不死於市”，“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”，会不会和“窃钩者诛，窃国者为诸侯”一样，是太史公有感于现实的愤激之言？2024年1月14日PS:此文为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姚大勇老师《史记选读》的大作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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